这一年，马未督只在古玩圈子里有名号，不被大众所熟知。
再说了，他不是正经研究文物的，而是野路子出身，他以前在工厂开机床，后来做了文学杂志的编辑，业余时间搞古玩收藏。
在古玩圈子里，他算是一个藏家了。
只是这种称号得不到专家学者的认可，就是私下里的称呼。
文物收藏这个圈子也分为专业的和业余的，真正懂行的大家都在故宫博物院呆着呢。
次一点的也在各地的博物馆和文物研究所，或者大学里的考古专业。
马未督说到底只是一个古玩爱好者，通过自身的学习了解了这方面的知识，离真正的专家学者还有不小的距离。
他很想成为专家，挤进那个专业的圈子里去，不过人家不带他玩。
他现在不缺钱，缺的是名声，那些专家不搭理他，他就琢磨着怎么才能出名，让大家都认识他，知道他是一位藏家。
他已经不满足于在古玩圈子里自娱自乐了，他要走进大众的视线，甚至想建一座博物馆。
你们不带我玩，那我就自己玩出名堂来。
然而，一个搞收藏的想出名并不容易。
马未督尝试写书，在报纸上发表文章，介绍收藏知识，可惜这不是一个全民寻宝的年代，对古玩感兴趣的人并不多，大家都忙着下海经商呢。
至于到大学里讲座，他倒是想去，可没有大学邀请。
主要原因还是他没有专家的头衔，他要是毕业于名牌大学，在故宫博物院当研究员，想要到大学讲座很容易。
当然，如果他发现了一件稀世珍宝，全世界独一无二，那他也能出名。
就在这个时候，林子轩找了过来，想收几件老家具。
这原本是很平常的事儿，朋友介绍过来，收几件老东西，他帮着掌掌眼，从中拿一点劳务费，在圈子里不算什么。
马未督做古玩这一行，一个是靠自学的知识，还有就是靠眼力，很会看人，也很会把握时机，这是他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
他打听了一下林子轩的身份，从中看到了一个出名的机会，那就是上电视做宣传。
只要能在华国电视台的《文化访谈》上露面，他也算是这方面的专家了。
听了马未督的要求，林子轩暗自摇了摇头。
倒不是他不愿意帮忙，而是想上《文化访谈》可不容易，能上这个节目的基本上都是各行各业的佼佼者，要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也有一些有钱的企业家托人给《文化访谈》的栏目组，直接开价五十万想到节目上谈谈自己的人生经历，都被拒绝了，不能因此拉低了节目的档次。
举个例子，节目一直邀请巩莉和姜闻这种大明星，要是某一期请了一个二流演员，那以后就没有大明星愿意上这个节目了，太跌份。
这就是高端的访谈节目。
不过，要是真有企业家愿意拿出上千万的赞助费，就想上一次节目，华国电视台想必也不会拒绝，这还是要看能不能出的起价钱。
马未督的不足之处是不够专业，名气不大，没有能拿得出手的头衔。
如果他上了《文化访谈》，那些专家就会批评《文化访谈》不专业，让一个外行人讲收藏，这不是笑话么？我们这些专家是干什么的。
作为国家级电视台的节目，专业是最起码的要求。
林子轩不会直接拒绝，要给对方留着面儿，他一向讲求与人为善，不会把交情变成交恶。
“马哥，据我所知这个节目最近都排满了，怕是没有机会了。”林子轩婉拒道，“你要是真想发扬传统文化不如自己弄个节目，国家台不行，咱不是还有京城台么？”
“你的意思是我自己主持？”马未督疑惑道。
他听出了林子轩拒绝的意思，不过对后面这个提议很有兴趣。
“咱们找京城台聊聊，办一个普及古玩知识的栏目，也不一定需要那么专业，就当是讲故事了，马哥你刚才和我讲的就挺好，听得我都入迷了。”林子轩提议道，“把古玩和历史故事，还有收藏价值联系起来，这样更能吸引观众。”
“这能行么？我在京城台没熟人。”马未督担心道。
“我倒是认识几个人，有空约出来说说这个事，这种节目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性，应该会受欢迎。”林子轩断言道。
“那多谢林总了，你看什么时候方便约个饭局，大家认识认识。”马未督感谢道。
“这个好说，都是朋友间的事儿。”林子轩应承道。
他只负责出主意牵线，至于能不能谈成，就看马未督的能力了。
那套老家具马未督象征性的收了五百块的辛苦钱，按照市场价估计要小两千。
“我听说做这行的人不是都很低调么？这人怎么就想着出名了。”慕姗姗不解道。
“各人有各人的活法。”林子轩回应道，“以后这个行当恐怕想低调都低调不起来了，有钱人多了，没地方花，就会投资古玩，古玩的价格就涨上来了，到那时这位马哥就发财了。”
在考公务员的热潮散去后，报纸上出现了关于一部短片的评论，就是那部《姐姐》。
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分钟，可由于拍摄的对象是儿童，容易引起观众的同情心，得到了大量的关注，不少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这部短片。
有人认为这是家庭教育不当造成的情感缺失，应该关注儿童的教育问题。
有人在讨论有多个孩子的家庭父母如何做到感情的平衡。
更尖锐的观点指出这是传统重男轻女的思想在作祟，当父母在孩子没出生之前给小女孩冠上姐姐的名义后，就强行的改变了女孩的命运。
作为姐姐的女孩从而成为男孩的陪跑，从一开始就输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
举一个例子，如果姐弟两人同时考上大学，家里经济困难，只能让一个人上学。
“你是姐姐，应该让着弟弟。”
这句看似公允的话实际上是最大的不公平，姐姐出去打工，弟弟去上大学，两人的人生就因为多年前的一个决定完全不同。
这种事情在华国并不少见，有千百万个这样的姐姐，就因为身为姐姐失去了选择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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