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晓玲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电影学院的导演系。
她不是去年的菜鸟了，清楚面试流程。
一般来说，在第一轮面试后，该淘汰的就淘汰了，该选上的就选上了，像她这种要参加第二轮面试的，属于待定。
也就是说，还有机会，但机会不大。
这一次的主考官不是三个人，只有一个，也没有考试的氛围，就是坐在一块闲聊。
郑洞添1961年考入京城电影学院，1976年在电影学院任教，拍摄了多部优秀的电影，是华国第四代导演的中坚力量。
他不仅是一位老师，还是京城青年电影制片厂的厂长。
在华国的电影圈，属于举足轻重的人物。
他挑选学生不会找那种死读书或者性格呆板的人，就算你把理论知识学的再好也没用，他认为导演要知识面广，兴趣广泛，对社会生活有感悟能力。
只有了解这个社会，洞察社会中的人情世故，才能拍摄出真正有意义的好作品。
郑洞添和林晓玲随意的闲聊，就从那部纪录片聊起。
问起了怎么想到要拍摄这部纪录片，拍摄的过程，用了多少时间，遇到的困难和趣事……
林晓玲起初还有些紧张，后来逐渐放开，她本来性子就活泼，说起来也没什么顾虑。
林子轩和冯晓刚？
郑洞添记得今年入围金牛奖的那部《大撒把》的编剧就是这两位，还获得最佳编剧的提名，不过没能获奖，这部电影就是由京城电影制片厂拍摄。
京城电影学院和京城电影制片厂只有一墙之隔，他还是青年电影制片厂的厂长，对电影圈的事情非常熟悉。
一旦提起某个人名，他能很快的捋出一连串的联系来。
比如，他就想起张亿谋正在拍摄的那部叫做《活着》的电影，小说的作者正是林子轩。
也就是他不怎么接触电视圈，否则会联系到更多的事情，这只能说林子轩和冯晓刚在京城演艺圈还没到那种人尽皆知的地步。
有这两人帮忙，拍摄一部纪录片不是难事，林晓玲也确实参与到制作之中。
他们用了极少的资金和时间拍摄了一部很有新意的纪录片，这一点十分难得。
然而，郑洞添还是无法确定要不要录取林晓玲。
电影学院导演系今年的招收名额有限，很多人都比林晓玲更有资历，有几个人甚至在电影行业工作了好几年，实践经验丰富。
相比较而言，林晓玲在生活阅历上还略显不足。
只是如果不录取的话有点可惜，听得出这女孩为了报考导演系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郑洞添想到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正是在1993年，京城电影学院进行了一项教学改革，允许每个班有一名旁听生。
这个旁听生的名额是针对那些专业课成绩优异，文化课成绩糟糕的学生，或者说有一定艺术特长，不过考试过不了关，还有那些来自香江和宝岛的学生。
对于这样的学生，先让他们在电影学院旁听，过个一两年再转正。
电影学院做出这种改革，是为了在招生的过程中更为人性化，照顾那些较为特殊的人员。
“小林啊，今年导演系的招收名额太少，你这个情况不符合招生要求。”郑洞添商量道，“不过呢，你可以先来旁听，等明年名额充裕了再转正，你觉得怎么样？”
林晓玲听到前半句的时候心情跌落到了谷底，听到后半句立马就满血复活了。
“我愿意旁听。”晓玲同学兴奋道。
“你先别急，还是回去和家人商量商量，旁听这一年不算学业，也就是说你要在电影学院读满五年才能毕业。”郑洞添介绍道，“旁听生和其他学生一样可以住宿和上课，不过没有补助和奖学金，还要缴纳学杂费和住宿费。”
林晓玲想了想，牵扯到钱的问题，还是要回去和父母商量。
她离开电影学院，回头看着这座不太起眼的学校，觉得自己离梦想如此的近。
晓玲同学没有回家，而是坐公交车先到艺术中心找到林子轩，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
“那就先旁听呗，咱家又不差那点钱，你现在别想其他的，赶紧复习，高考别考砸了。”林子轩做出了决定。
这时候大学里学杂费和住宿费便宜，加上吃饭和零花，一年不会超过八百块钱。
他现在虽然还不是大款，但也有几万块的存款了，这点花销完全负担的起。
“谢谢老哥，保证能考好。”林晓玲高兴道。
“这算是郑教授对你的照顾，明天买点礼物，老哥带你去感谢人家。”林子轩叮嘱道。
这就是人情往来。
林子轩虽然不清楚这个旁听名额是什么来历，但能在电影学院自由上课就很能说明问题，何况还牵扯到林晓玲明年的转正，以及以后几年在电影学院的生活。
他带着妹妹去感谢郑洞添是应有之义。
林子轩在艺术中心里找从电影学院毕业的人打听了一下，知道郑洞添人品和风评不错，深受学生的喜爱，这样的人送礼不宜过重，买盒中等价格的茶叶就行。
郑洞添收不收是一回事，自己的心意要表现出来。
“连晓玲这孩子都要走上导演的道路了，时间过得真快，你说张亿谋他们这帮人被称作第五代导演，到了晓玲这一代就该是第六代了吧。”冯晓刚感叹道，“晓玲争口气，这第六代导演就看你得了。”
他们在艺术中心闲聊的时候，郑洞添把导演系四个年级几十名学生召集起来，到小放映厅里看片子，作为电影学院的学生，看片子是他们的必修课。
尤其是能看到一些禁片和外国的电影。
这些学生没想到这次看到的竟然是一部国产片，画面非常粗糙，声音杂乱，片子里的风声经常会盖过人的声音，很难听的清楚。
整部片子就是一个带着红围脖的女孩不停地跑动着问人问题。
但就是这样的片子让这些人看的很激动，这和他们以前看的那些正儿八经的片子不同，和华国以前的纪录片不同。
他们激动的是原来片子还能这么拍，这才是真实的纪录片。
不需要大投资，不需要一个几十人的剧组，只要两三个人，一台摄影机，满大街的跑，就能拍出这么真实，这么令人深思的片子。
他们看到了一种不一样的拍摄方式。
这些人不知道林晓玲的名字，只能叫她红围脖女孩，在他们的心目中，红围脖女孩成了一种象征，象征着一种新的拍摄理念，一种反传统的电影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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