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了颐和园，袁世凯的心情顿时变得轻松了许多，得到了慈禧太后的赏识，他的前途看似一下子变得光明起来，于是回驿馆脱了官服，私下约了阮忠枢，直奔北京有名的八大胡同找乐子，暴露出了“男人本色”。
袁世凯从青年时就一直对妓馆的姑娘感兴趣，他的姨太太中，就有从妓馆里认识的红颜知己。妓馆行业在中国，最早起源于春秋，有两千余年的历史，是合法生意，晚清行业竞争激烈，里面的女儿大多琴棋书画样样精习，比小日本的艺伎还高雅，可惜这传统到现代就丢了，变成了彻底三俗的行业，不然传承下来，绝对会是国粹，可以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而且中国古时文人名士都有狎妓的癖好，袁世凯也想去附庸风雅，写个类似于“十年一觉扬州梦”的千古名句，便和阮忠枢带了一些银两，去了北京最有名的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在晚清，是烟花柳巷的代名词，闻名中外。因为离皇宫内城较近，自明代始，就是京城官员解决生理和心理双重需要的纵酒求欢之地。老北京有一首歌谣唱到：“八大胡同自古名，陕西百顺石头城。韩家潭畔弦歌杂，王广斜街灯火明。万佛寺前车辐辏，二条营外路纵横。貂裘豪客知多少，簇簇胭脂坡上行”，唱的就是这里繁华热闹的风花雪月。
不过晚清的妓馆，跟现在的宾馆一样分若干等级，一等“清吟小班”，二等叫“茶室”，三等“下处”，最下等的俗称“窑子”。而八大胡同是“清吟小班”的集中地，四五星级的秦楼楚馆大大小小一百多家。门外大街还是京城繁华的步行商业街，戏园子、茶馆、酒楼林立，江湖杂耍卖艺的不计其数。
袁世凯和阮忠枢不由得感叹起京城的繁华，还真不是汉城的能比的。阮忠枢也不拘谨，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亲如兄弟，不是第一次陪他去青楼了，这世上最铁的关系，就是“和领导一起玩过女人”，他调侃袁世凯道：“大哥，今晚么有二姨太的管束，你终于可以为所欲为了，今晚一定要找两个姑娘，玩双飞。”
袁世凯呵呵一笑，道：“就怕身体不如从前，无福消受呀。”
主意拿定，袁世凯和阮忠枢选择了半天，到了谭家胡同附近一家叫“庆元春”的清吟小班。
那是一间两层的砖木楼，高六七丈，屋檐勾心斗角。几位腰肢纤细、浓妆艳抹的女子，站在门外，扭着屁股，扬着手帕，喃声细语朝石板路上的行人喊:“客官，里面请！”
袁世凯见她们颇有姿色，便和阮忠枢信步便走进了大堂。两人正准备上楼，只见老妈子和七八个虎背熊腰的大汉追着两位少年从楼梯口跑下来。一脸雀斑的老妈子拿着手帕，指着两位青年的鼻子破口大骂：“呸，狗东西，没钱还敢到老娘这来吃霸王餐！”
两位少年的服饰，相差很大，看似一主一仆，正是庆亲王奕劻的儿子爱新觉罗·载振和服侍他的家仆二宝。载振是个花花公子，平生爱的是吃喝嫖赌，是个花花公子，平生最爱的是吃喝嫖赌。
庆亲王奕劻，在晚清可是大名鼎鼎，前一阵子还被很多媒体点名批判是“晚清最大的老虎”，说他如何昏庸和腐败。其实历史上，庆亲王奕劻也是很努力的，他的成功并不像别的亲王那样是天生的，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往上爬，抓住了机遇实现人生的“逆袭”。
庆亲王奕劻的发迹，和慈禧太后的弟弟桂祥有关。在今天北京东城区后芳嘉园胡同和新鲜胡同之间，有一个规模不小的古典建筑群，门口牌匾上写着“桂公府”三个大字，里面是五组大院，彼此相连，鼎盛时其屋舍当不下二百间，这里就是桂祥的府邸。
桂祥是慈禧的幼弟，比她小14岁，弟以姐贵，得以成为公爵。与众多八旗子弟一样，桂祥是个无能的平庸之辈，他甚至不太识字，是一个半文盲。奕劻和桂祥相识时，慈禧尚不是太后，还是咸丰皇帝的懿贵妃。囿于宫廷规矩，桂祥姐弟不能时常见面，问候自然是不可或缺的沟通方式。写信对于一般人不是一件难事，但对于不通文墨的桂祥而言，则是一件难于登天的事情。请人代笔，是桂祥所能选择的唯一选项。
当时，没落的皇族奕劻那时也住在方家园一带。奕劻早已没有祖父时代的豪奢，甚至可以说是贫寒了。按理说，贝勒爷奕劻也应当有份不错的俸禄。但是，晚清以后，皇族旁支，家道败落，陷入贫寒者大有人在。一方面，宗室人口在增长，另一方面，国家的财政状况却在明显的恶化，发给宗室的养赡银米七折八扣，到了已经远离权力中心的旁支手中，已经所余无多，经济上捉襟见肘成为了普遍现象。奕劻没能逃脱贫穷的窘境，他的内心深处早就种下了对贫穷的恐惧和对财富的渴求，这种穷苦出身的人，一旦有了很高的权力，大多会贪腐，就像现在很多贪官被抓后，都会提到当初自己如何艰苦奋斗。
没落的贝勒爷奕劻虽然穷，但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尤其是擅长书画，在琉璃厂卖了多年字画为生。《泰晤士报》上说：奕劻“早年甚贫乏，以其为中国绘画山水之能手，兼擅长书法，尝为人教读，且资书画以糊口，藉以略增其所入”。堂堂一个皇族，此时竟沦落到教人读书和鬻卖字画为生，不可不谓之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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