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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消费税的税率通常都非常高，在后世有些国家的税率甚至是商品总价值的百分之一百五十。
就算大宋不下手这么狠，只征百分之五十。那么如苏颂所说，一块宝石若是卖一千贯，便征税五百贯；若是卖一万贯，便征税五千贯。
这五百和五千可就差远了。
而奢侈品却又往往是最难定价的，这确实给征税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但这点困难和它所带来的利益相比，又不算什么了！
大宋的官绅富户生活上一向崇尚奢华，比如太宗朝的宰相吕蒙正喜欢吃鸡舌汤，每晚都要来上一碗。
有一回他闲来在自家后院散步，突然发现家中多了一座小山丘，便好奇地问下人：“家里为何多了个山丘？”
下人答道：“老爷，您每天吃剩的鸡骨头，拿土掩埋，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个小山丘了。”
吕蒙正斥道：“胡说，我什么时候吃这么多鸡了？”
下人便解释说：“老爷，你喜欢吃鸡舌汤，这一碗汤要三十个鸡舌头，那一天就得杀三十只鸡，两年下来就是两万多只鸡，您想想两万只鸡骨头，加上掩埋的泥土，堆起来可不就有这么高大吗？”
此事无正史记载，且不去争论它的真假，但这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大宋的官绅富户生活是何等的奢侈。可以说，象吕蒙正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界身巷里的珠玉宝石交易，每天动辄以千万计；丰乐楼里通用银盘象牙筷，瓷碗竹筷根本见不着，一道菜上千贯是常事；
而接近丰乐楼这种档次的酒楼，光东京城就有近百家，每家的生意都十分红火；杭州后市街的贺家酥，一个小点心卖五百贯，这些都是事实存在；
卖得这么贵，生意还那么兴隆，可见大宋的官绅富户过的都是怎么的生活，这种现象在封建时代，大宋之前没有，大宋之后也没有。
而大宋的贫富不均也是历朝历代最悬殊的，社会财富大量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使得市井空前繁华的同时，广大农村却非常凋弊。
因此宋朝的各种农民起义也是最多的，甚至超过了以外族身份入主中原的满清。
基于这些原因，杨逸个人觉得，无论再困难，也有必须在大宋开征奢侈品消费税，调控这种奢侈浪费之风。
杨逸将这些现象大致列举出来，在坐的执宰又不说话了，杨逸接着说道：“各位枢相，朝廷哪怕只将十种价格最昂贵的商品列为奢侈品，加征五成的税，每年至少也能给朝廷带来数千万贯的收入。
有了这笔钱，朝廷完全可以把农业税再调低一点，从现在的二十税一调成二十五税一，甚至三十税一；
从而减轻下层百姓的负担。给百姓更多的盈余，使他们在灾年时有更多的自保能力，朝廷可减少赈济的同时，也避免百姓因生活所迫落草为寇，甚至揭竿而起；
还有一点，让利于民，百姓有了钱，才能发展生产，同时其消费能力也会增加，进一步促进市井繁荣，增加朝廷的岁入。
上述是对贫者的好处。
对富者而言，加征奢侈品消费税，可以引导他们的消费观念，让他们少在这些奢侈品上花钱，将更多的钱用在经商和创业上，从而带动整个社会健康蓬勃的发展。
至于苏相公刚才提出的问题，本官认为不必过于担心，奢侈品虽然比较难定价，但总还是有一个市场规律的；
而苏相公刚才主要也是站在商家的角度考虑问题，其实朝廷征税多少，对商家影响不会太大，商家自然会将税额转嫁的购买者身上；
最终承担这份税额的，必定是那些花钱买奢侈品的人。这也正是咱们要做的，通过这种方式调节贫富之间的差距，避免社会矛盾的不断恶化。”
章惇轻抚着长须，那长须已经有些斑白，充满了岁月的沧桑感，他沉声说道：“若加征奢侈品消费税，则珍珠宝石之类的物品价格随之上升，这必定会导致猖獗的走私行为，此事不得不防。”
一听这话，杨逸顿知有门，他含笑答道：“章相公所言不差，因此有必要加大边境巡逻，另外，大多境外输入的奢侈品，在过关时便要交税，征税部门发给税单，若是没有税单，在内地商铺出售时，仍可加征消费税，这样可以最大限度的避免走私入境。”
李清臣接着说道：“此项税种，恐怕会受到许多官员抵制。”
李清臣这话需要简短，但也说到了点子上，因为大宋官员就是奢侈品最主要的消费群体之一，他们自然不希望看到奢侈品价格上涨。
蔡京立即答道：“李相公，当初统一税赋，计亩征收，官绅一体纳粮，遭到的抵制岂不更大？现在如何？只要朝廷有决心施行下去，他们还敢因此造反不成？最多他们选择不买而已；
自古以来，每一项政策由上而下推行下去，都不可能保征完全不走样，总有些地方、有些官员会钻政策的空子，加以反对，或者从中谋利、破坏，这是不可避免的；
但只要这项政策总体上利大于弊，那就不失为好政策；比如朝廷赈灾，款拨下去了，总会有些官员想从中渔利，为此甚至迫害百姓，挑拨动乱以掩盖他们的罪行，难道朝廷因此便不赈灾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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