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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蒙轲和蒋义涵一同署名，请在辽东募兵的奏章送达北京时，秦牧正在皇极殿与大臣们议事。
因蒙轲和蒋义涵的奏章是以六百里加急的形式传送，所以直接送进了金銮殿，无须再经过兵部传达。
秦牧看完之后，让侍殿的太监当廷念给殿中大臣听。
户部右侍郎杨超一听说又要募兵，立即反对道：“启奏吾王，我朝如今已养兵五十又五万，糜费浩大，况乎今日建奴已灭，中原渐稳，本应削减兵员，减少国库开支，以惠民生。当此之时，岂有不减反增之理。”
礼部左侍郎艾南英也跟着说道：“臣以为杨大人言之有理，纵观历朝历代，国家初定之后，无不是削减军用，予民休养生息。如今中原刚刚纳入大秦治下，各地十分残破，万千生民嗷嗷待哺，此时吾王理应想着如何裁撤兵员，减少军费开支，以济斯民，实不宜再增加募兵。”
杨超和艾南英俩的话并非书生愚见，各朝莫不如此的原因很简单，统一天下前，一般仗都打了多年，山河残破，民不聊生，这个时候天下最需要的就是休养生息。
这次北伐，大秦摧枯拉朽，兵力上并没有造成太大的损失，确实不宜再扩军。若再扩军，一方面会造成国库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各地因为缺少男丁，劳动力严重不足，。
秦牧其实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他也有意裁军，改成征兵制。所谓的征兵制，并不是后世才在，在古代，通常都会规定百姓服役，唐朝的府兵制，连兵器都是士兵自己打制的。
明代的军户，也是子承父业，代代相传。总之，古代的征兵制，不象后世那样，是由你自愿参军。在古代你不愿意，也得强制服从。
在这个大前提下，秦牧确实不想再增加募兵数量。他向殿中大臣问道：“蒙轲和蒋义渌在奏章上提到，关内的士兵到了辽东，难以适应秋冬季节巨大的昼夜温差，很多人因水土不服而病倒，这也确实是急需解决的问题，若不在辽东募兵，各位大臣还有什么对策？”
吏部左侍郎岑岭南说道：“启奏吾王，臣以为，中原将士刚出关，有些水土不服的现象是常情，时间稍长，便会慢慢适应，吾王不必太过于着急。
如今大秦军兵力已不少，而且现在地方上劳力严重不足，如果再募兵，不但会给国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而且会使上地方上劳力更加缺乏，对民生的恢复极为不利。
况且在辽东募兵，用于关外作战，这会造成很大的隐患。明朝中后期，辽东兵将多为当地人，祖大寿、吴三桂等等，实际上已经是尾大不掉，明庭几乎难以管制，此前车之鉴，不可不防。”
这一点倒是真的，崇祯年间，辽东军实际上都控制在当时的辽东大族手上，象祖大寿、吴三桂这些人，与其说他们是听崇祯的命令在抵抗满清，还不如是他们是在保护自己家族的既得利益。
明朝的京城离辽东其实不算很远，还出现这种现象。以后大秦定都南京，山高皇帝远，是不是会促使这种现象加速出现呢？
总之，明末的辽东军事集团的形成，虽然有他复杂的原因和过程，但既然有过这样的先例，大秦就应该尽量去避免。
在后世，大致上也都是采取异地驻防的制度，要防止的正是类似于祖大寿、吴三桂这种本土化的军事集团出现。
由此看来，辽东的防务，如果全依靠辽东人来担当，确实不是办法，这会削弱朝廷对辽东的控制力。
蒙轲上表请求在辽东募兵这件事本来看上去很简单，就是为了解决关内士兵水土不服导致的战斗力不足的问题。
但仔细讨论之后，却发现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鲁莽行事，会带来很多预料不到的后遗症。
秦牧接着问道：“蒙古正值大乱，大秦在辽东的兵力必须加强，并且要能迅速形成战斗力，以进一步控制漠南蒙古，否则等漠南蒙古自然兼并，完成了势力重组，对我大秦将极为不利。”
司马安出班奏道：“秦王所言极是，臣以为，有些事虽然要留心防范，但也不可因噎废食，辽东苦寒，民风剽悍，不少民间青壮上马即能作战。招募此类青壮入军中，一来可以减少地方上发生叛乱的机率，有利于辽东稳定，二来可以迅速增加辽东军力；
臣以为，要防止辽东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在将不在兵，从辽东当地招募士兵，从关内调派将领，一但辽东籍士兵因功升至参将以上的高位，就调入关内，不许再留于辽东本地领兵。
如此一来，应该便能避免出现祖大寿、吴三桂之类的现象。至于兵源数量的问题，先把军中一部份老弱病残裁撤掉就行了，如今天下尚未完全安定，大规模裁军还不到时候。”
司马安的方案，需要还存在一些问道，不过算是比较周全的了。而且作为文官，他主动提出现在还不宜大规模裁军，这完全是出于公心，审时度势后做出的结论，秦牧对此甚为欣慰。
于是，他便按司马安的方案，颁旨同意在辽东招募一万兵力。当然，这不是由蒙轲去招募，而是由兵部派人去辽东招募。
正所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今后这一点必须严格执行，将领不能拥有自主募兵权，哪怕要招募一个人，也必须由兵部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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