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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书房里，礼部尚书覃秋白说道：“秦王，当年明太祖占领江南后，奉行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又积累了数年，待实力雄厚，准备充足之后，才兴师北伐，是以北伐之战势如破竹，一举驱残元于万里之外。如今吾王定鼎金陵才一年，南方尚未扫清就兴师北伐，是不是太过于仓促了？”
他的意思，比杨廷麟更为保守，杨廷麟考虑到北方无数汉人沦陷胡尘，支持尽快北伐，只是对杨慎提出打夏收时间差的策略有疑问，认为这样太仓促，这一点秦牧自己也承认，是有点仓促，但从杨廷麟的意思听来，他是支持在今年北伐的。
而覃秋白的意思，显然是想再积蓄几年，等大秦实力更加雄厚之后再北伐。
内阁首辅司马安当即摇头道：“覃尚书所言，本官不敢苟同，前车虽可鉴，但凡事不可一味套用前人之策。正所谓时也，势也，我大秦面临的时势，与明太祖面临的元末时势大为不同，若是一味套用明太祖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之策，实为不智也。”
司马安的话让覃秋白暗暗有些不快，当即问道：“还请司马阁老赐教，这二者之间有何不同？”
御书房里的其他大臣，也都将目光投向司马安，想看看他有何独特的见解。
司马安沉稳地说道：“这不同之处，第一，元末之时，未有玉米、红薯等高产作物，湖广的开发更远远没有达到我朝这等水平，在吾王精心治理之下，如今的湖广粮食产量已经隐隐超越江南，至少可以与江南齐驾并驱了，是以，广积粮这一点，明太祖需要几年时间，而我朝只要一两年就可以了。
第二点，高筑墙，明太祖高筑墙，是因为南方尚有陈友谅，张士诚等人威胁。方今纵观天下，南方虽然还有广东、广西两省之地未纳入大秦治下，但论其威胁，实不足虑矣。况乎，明太祖所筑高墙尚在，我大秦有必要再筑墙吗？
第三点，缓称王，这一点若不是秦王一早发下誓言，不驱鞑虏出中原不称帝，以秦王之望，再有传国玉玺以正天命，秦王称帝已不为早矣。
最重要的一点是，满清不是腐朽的蒙元，当初的元顺帝荒淫无道，百官庸碌无能，时间拖得越久，对朱明越有利。
我而大秦面对的满清则不然，凭心而论，多尔衮等人皆可称之为雄才伟略，不可轻视，满清虽然也有许多内部矛盾，但这些内部矛盾一但没有我朝的强大压力，很快就会被化解；
再看多尔衮如今在北方施政，其注重发展民生，加上北方经历多年战乱，民心思定，若是再让多尔衮经营几年，我朝再想北伐，难矣！
一言而遮之，如今与元末不可同日而语，我朝若不能趁满清立足未稳，一举将其逐出中原，只怕宋金分南北而治之世又将重现。”
在秦牧看来，司马安这番高屋建瓴的话，绝对可作为大秦纲领性的政策来看待。
确实，多尔衮可不是元顺帝，元顺帝时期，蒙元已经腐朽不堪，再留他几年也无妨。
而现在的满清，实际上是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虽然经几战败，损失惨重，但它的内部并没有腐朽僵化，多尔衮身边汇聚了不少人才，如果再容他几年，到时还指不定谁伐谁呢。
所以，尽快北伐，对大秦有利；再等几个的话，对满清有利。
对这个大方向必须有清醒的认知。
这下不光是覃秋白说不出反对的话来，御书房里的其它大臣，也都没有再反对尽快北伐了。
秦牧见没有人反对，立即对户部尚书刘伯全说道：“刘尚书，那就尽快筹措粮草吧。”
“是，秦王。”
“有关粮草的筹措，本王以为，实不必完全着眼于国内。”秦牧接着说道：“吕宋发生的针对我汉人的大屠杀相信大家都知道了，西夷胆敢到我大秦家门口来施此暴行，必须施以严惩，就让皇家海军用大炮向他们宣泄愤怒吧。
再有一点，南洋气候温暖，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稻米一年三熟。这个季节，南洋很多地方已经收割第一季稻子，让海军南征吕宋，既可惩戒一下西夷，又可以补充一下北伐的粮草，此事诸位大臣以为如何啊？”
秦牧说完，目露凌光扫向在坐有大臣，杨廷麟却是不惧，出来说道：“秦王，孟子有曰：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如今西夷屠戮汉人，是为不仁，吾王出兵惩戒一番也就是了，若是出兵以掠夺为目的，则与西夷何异？
臣以为，吾王贵为上国之君，此例一开，恐导人向恶，世人因此尔虞我诈，永不知足，众叛亲离。心变了，世情就变了，当知世间一切唯心眼所现。
所以君子见邪僻，唯恐避之而不及，小人见邪僻，却狂傲自恃不以为然。是以君子视善、语善、行善，博学于文，守之以礼，仁而爱人，持而久之，所行之处无处不得自在......”
“杨尚书！”秦牧见他滔滔不绝，忍不住打断他道：“杨尚书学富五车，当知晏子使楚之事吧？本王记得晏子答楚王的一段话，大概表达了这么一层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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