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世家既有贵族，也有官僚。
本朝上至丞相，下至郡县小吏，都属于等级不同的官僚。官僚敛财的手段太多了，也太容易了，其本性就是嗜利和暴虐，自古如此。当然了，廉洁的官僚还是很多的。孝昭皇帝建陵的时候，大司农田延年雇用民间牛车三万辆运沙土，每辆雇价一千钱，而田延年私增为二千，得赃三千万。又如孝成皇帝朝的丞相张禹，他是有名的大儒，曾违律购买上等田多至四百顷。还有很多有权势的官僚，都暗中兼营商业，律法在他们的眼里，根本就是一堆破竹片。
朝廷大官贪婪，小官自然也不例外。一个大郡太守如果在任所死了，按律可得到助葬钱一千万，死了还有这样高的抚恤，由此可见做官的好处不仅仅是按月拿秩俸禄，还有多得无法计算的隐性收入。
商贾分为两种，一种是有市籍的商贾，一种是没市籍的商贾。
市籍是商人在市内做买卖的必需条件，按章缴纳租税，主要是身分低贱的中小零售商人，地位低下，受人鄙视，连穿什么样的衣服朝廷都有规定，境遇一直很不好。
大盐铁商，大贩运商，大子钱家（高利贷商），大囤积商，一般不在市籍之中，他们身分地位较高，经济力量强，很多影响力非常大的人都是“官商士”一体，兼营专利，称霸一方。（所谓兼业，就是见利便图，不专一业；所谓专利，就是储蓄货物，垄断市价，这些正是高利贷囤积商的行为。高利贷和囤积商，不同于通货物有无的正当商人，正当商人每年取利息十分之二，高利贷囤积商取利息至少是十分之三，有时竟取息十倍。）
在大汉各郡国，富人群体最大的就是豪强。
豪强一般都有士藉，家境都很富裕，通常情况下，出仕为官是他们致富的主要途径，如果做不了官，那就营商或者放债，如果生意也做不了，那就只好恃强凌弱，暴力抢夺了。普通豪强应付灾难能力较弱，一旦因为不可预料的原因一无所有了，他们往往会成为摧毁社稷的最具危害性的群体，比如黄巾军中的很多首领就是这些人。
地方豪强、普通商贾、普通官吏虽然有钱，但和王公贵族、大官僚和大商贾所拥有的财富相比，还是有天壤之别。
大汉的钱在哪？就在王公贵族、大官僚和大商贾手里。
朝廷想把钱抢回来，首先就要对他们动手。本朝四百年来，有一个成功的先例，也有一个失败的先例。成功的先例就是孝武皇帝，他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杀了很多人，成功了。失败的先例就是王莽，王莽主政的时候，大汉已经陷入了深重的危机，王莽也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也杀了很多人，但他失败了，最后社稷动荡，大汉差点被摧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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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大汉正处在中兴的初期，天下尚未统一，完全不具备动手的条件。
孝武皇帝也好，王莽也好，都是在社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开始改制的，他们有足够的实力推动新政的实施，而今天的大汉却没有这样的实力，不过，今日大汉所遇到的危机要远远严重于孝武皇帝朝和孝哀皇帝朝，因为朝廷如果不立即改变现状，国库就没有财赋，就没有实力平定天下，更没有实力实现大汉的中兴。
“朝廷的财赋危机如果一直延续下去，结果显而易见，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等到穷人实在活不下去了，或者再象中平、初平年间一样，灾患接踵而至，百姓饿莩遍野，那么天下将再次崩溃，我们十几年来的努力白费了，几十万战死沙场的将士白死了，大汉再也无法中兴。”李玮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改制，必须立即改制，国策必须立即做出调整，否则，我们将成为败亡大汉的千古罪人。”
“董卓祸国，天下大乱，王公贵族、门阀世家、商贾富豪和普通百姓一样，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这是我们新政能够得以推广、实施并迅速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那时，我们需要财赋，需要所有人创造财赋，而王公贵族、门阀世家和商贾富豪们同样需要利用我们的力量重新攫取财富，普通百姓也同样需要利用我们的力量生存下去，所以新政很快发挥了威力，但十几年后，到了今天，新政的威力不再有助于大汉的中兴，反而严重阻碍大汉的中兴了。”
“现在大家看看，大汉谁最穷？朝廷最穷，普通百姓最穷。大汉中兴的目的是什么？是国富民强，但这样发展下去，国还能富？民还能强吗？”
“大秦为什么统一天下十五年后就败亡了？两百年前的王莽之乱为什么倾覆了社稷？董卓一场小小的兵变，为什么就把大汉推向了败亡的深渊？”李玮看看众人，激动地说道，“四百年来的历史，四百年来的血淋淋的教训，难道还不能让我们清醒地看到事情的本质？”
“国家的根本就是土地，就是耕种土地的农夫，国家的财赋，国家的富强，都来自于这些土地，这些土地上的粮食，这些耕种土地收获粮食的农夫。如果不能让农夫拥有一块土地，如果不能让农夫辛苦一年后吃饱穿暖，天下如何才能稳定？社稷如何才能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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