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邕长叹，“殿下，你想错了。你看看现在的形势，大将军的处境比你还艰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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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子在渭桥遇刺是事实，张燕带着天子避难于北军大营也是事实，但北军出动了吗？张燕发动兵变了吗？没有。张燕到目前为止还是保护天子的功臣，他没有任何违律的事实。
张燕的手段非常高明，他做出了发动兵变的态势，让我们所有人都感到了兵变爆发的危机，不得不立即做出应对，于是长安事实上形成了兵变之局，但这时长安其实根本没有兵变，只不过形势上处于一触即发的险境而已。此刻张燕有罪吗？有证明张燕谋逆的证据吗？没有。
相反，何风拿着大将军的手令火急火燎地跑到了栎阳。保护殿下，确保殿下的安全，这是应对兵变的上上之策，但这时长安有兵变吗？没有。于是，何风这支军队的出动就构成了长安兵变，何风成了长安兵变的罪魁祸首。虽然何风军队的出动，暂时化解了长安一触即发的险境，给朝廷迅速做出应对赢取了时间，但他在北军没有出动的情况下，在长安事实上没有爆发兵变的情况下，擅自出兵奔赴栎阳，这本身就是兵变。
长公主可以承认这道手令的效力，即使长安没有兵变，你也可以说是一次正常调动，但问题是，此刻形势变了，此刻北军有充足的理由出动了，不管你是否承认何风出兵合法，张燕都可以不承认，他都可以出兵，他的兵变变成了平叛，他的功勋更大了。此刻张燕有罪吗？有证明张燕谋逆的证据吗？没有。有罪的是何风，以及给何风手令的大将军。
何风的军队到了栎阳，朝廷蓦然发现形势不但没有得到丝毫的改善，反而陷入了更大的危机。朝廷非常被动，为了阻止张燕以平叛的名义出兵，为了防止社稷遭受败亡之祸，他们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和张燕坐下来好好谈谈。
这和当年董卓进京，太傅袁隗不得不和董卓坐下来商谈国事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太傅换成了杨彪，而威胁社稷的是张燕而已。
张燕为什么要发动兵变？原因很简单，大将军放弃了他们，拍拍屁股走路了，不管他们死活了。他们怎么办？军功阶层如何生存？他们要入朝为卿，要参与国政，但这还不能保证他们的生存。
长安第二次兵变，司徒王允对武人采取了排斥和杀戮的方式，这告诉他们一个道理，要想保证生存就要掌握更大的权柄。但问题又来了。长安第三次兵变，李傕、郭汜之乱，又告诉了他们一个道理，如果武人主掌权柄，完全排斥士人，会败亡得更快。前人失败的教训记忆犹新、历历在目，那么今日军功阶层用什么办法，才能既保全社稷，又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
办法也很简单，以损失天子和长公主的利益为代价，最大程度地满足武人和士人的利益。
现在的形势正好可以做到这一点，于是武人和士人坐到了一起，商量如何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要想让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有个前提，那就是社稷必须越来越稳定，以便确保长治久安，国力必须迅速恢复，以便确保财赋越来越充足，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朝堂要稳定。当他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讨价还价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个巨大的恐惧，那就是双方没有信任。
当年洛阳兵变和长安第一次兵变，同样告诉武人和士人们一个道理，那就是要合作，要互相信任，最起码在社稷没有彻底稳定之前要尽可能齐心协力。这个道理来之不易，是用大汉十四年的灾难、是用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换来的。
双方如何取得信任？不可能，双方不可能取得信任。
洛阳兵变，长安三次兵变，血淋淋的事实，谁敢信任对方？这时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互相制衡，以互相间的权力平衡来代替信任，于是天子、长公主和大将军就进入了制衡之局。
制衡之局的关键是官制，但今日朝廷的官制是个畸形官制，大将军手中的兵权被独立出来了，因此要想实现制衡，首要之务是修改官制，而要修改官制，首要之务是削减大将军的兵权。
大将军手中的兵权太难动了。今天长安爆发的危机，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再此爆发。他们和我们一样，在如何削减大将军兵权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困境。
我们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不代表武人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兵权本来就是和武人联系在一起，只要军功阶层出面，削减大将军的兵权随即不再是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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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制造了一场兵变的态势，逼得何风带着军队赶到了栎阳。这件事引出了一连串问题。
大将军明里放弃兵权，掉头走人，暗中却留下调兵密令，说明大将军已经预料到军功阶层要发动兵变。他掉头走人是逼迫军功阶层为他守住兵权，留下密令是控制局势，等自己回来挽救局势。也就是说，上至天子、长公主，下至朝堂各方势力，都可能会成为大将军保住兵权的牺牲品，军功阶层也不例外。
张燕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牺牲品，但从黄巾系目前在军中的实力来看，黄巾系将领极有可能成为大将军血洗的对象，于是他断然决定，和大将军决裂，帮助朝廷削减大将军的兵权，从而确保黄巾系将领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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