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了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建立了四通八达的驰道和直道，修建了灵渠，发展了漕运，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当然，秦始皇时候，国家刚历百余年的战乱，一切都很落后，商业更不发达。但是，自本朝高祖平定天下之后，大秦国所奠定的制度和物质基础得到了充分而有效的利用，货殖商贸迅速发展起来。
本朝吸取了大秦国灭亡的教训，轻敛薄赋，只收十五税一的田租。在对待商贸的态度上，也采取放任无为，不抑兼并的自有之政策，结果，商贸活动非常活跃，产生了很多的富商巨贾。然而，这些富商巨贾们迅速把钱变成了土地，土地迅速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当时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富贾豪强们避税能力强，国家税收随之进一步减少，迫使当时的大臣晁错提出了“纳粟拜爵”之策以缓解危机。到了武皇帝时期，为了筹钱征伐，开始卖官卖爵，有钱人都有了爵位，看上去已经不是商人了，但本朝的国库却空了，不得已，武皇帝只好下令对富豪征收重税，以重拳打击商贾。如果富人们隐瞒税收，一经告发，则财产一半给告发者，另一半收归国库。一时间，“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遇害”。
本朝初期的放任自由，农工商并重的经济政策，虽然帮助国家迅速恢复了元气，走向了繁荣富强，但后期商贾势力的过度膨胀和大量兼并土地却严重威胁了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富豪们大量兼并土地，造成了大量农民生活贫困、流离失所。民为国家之本，民本一动，国家的统治根基也随之动摇。
本朝自武皇帝开始，意识到了商贾具有积聚社会财富和危机国家稳定的强大力量，所以他立即采取了杀商政策，重农抑商，平衡商人和农夫的利益。从此，历任君王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忠实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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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者认为，抑商重农之策在打击富商巨贾的过程中，虽然赢得了士族的支持，得到了民心，但过分打击商贸活动，却最终伤害了耕地的百姓，伤害了国家，危及了社稷。
本朝四百多年来开荒十五亿亩，黄河两岸，中原地区，几乎已经看不到森林，但国家为何还这么穷？
本朝人口最多的年代曾经达到五千六百多万，本朝近百年来的军资开支累积达到五百多亿，这么多人吃饭，这么多赋税要交，从哪里来？土地。
国家庞大的财政支出是本朝的土地和百姓所无法支撑而又不得不支撑的。本朝的百姓在“重农”的国策之下，承担着超出自己支付能力的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沉重负担，苦不堪言。但本朝的“抑商”结果是什么？由于货殖本身的特殊性和必要性，由于盐铁等商贸事实上的存在，在表面“抑商”的背后，却是官商不分，官商勾结，牟利害民。
表面的重农和实际的重商，这就是本朝土地兼并屡禁不绝，国库枯竭，社稷危机的根本原因，这就是本朝重农抑商之策的最终结果。
上至天子，下至士子，由于重重原因，明知道“商”之不可抑，却不得不抑，明知道“农”之必须重，却难得其重。本朝的农、商在王侯权贵、门阀官僚的过分介入下，已经长期处于岌岌可危的生存状态，如果再不力图变革，本朝的社稷必将有倾覆的一天。
“如今国家危难，民生凋敝，只有再次启用本朝初期自由开放，依法治国之策，以图重振社稷。”支持者毫不让步，高声疾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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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支持者的这一说服，却触动了大汉国最为敏感的区域，那就是儒家学说和黄老学说的争论？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争论？
朝廷的争论突然之间延伸到了太学，延伸到了名士大儒，延伸到了学术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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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学说在本朝占据主导地位，它的学说直接影响和决定了重农抑商政策的实施和推行。
儒家学说倡导君权天授，由此引申出“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大一统的集权统治需要一种与之配套的经济政策，而重农抑商之策正是以其能打击富商豪强获得民心，稳定人口、易于管理等诸多优点，顺理成章的成为国家首选。
推行重农抑商之策需要一个完善的文官体系，这一点儒家学说也帮助君主做到了。
秦一统六国之后，将郡县制推广全国。本朝从秦制。郡县制的设立为国家权能的实施减少了掣肘的力量，也为本朝理清了一条上下交流的渠道，本朝官僚体系的触角也随之遍布全国各地。本朝的官僚以“士大夫”为主体，“士大夫”的身份具有“儒生”与“官吏”的二重特性。这种二重性既使得“士大夫”在推行国家政策时具有积极的主动性，同时又因其身份中“儒生”的特征，从而使得“士大夫”的官僚体系具有了部分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使得在民间营造“重农”风气成为可能。
本朝的官僚体系几经反复、几经磨合，终于形成了阳儒阴法的士大夫官僚体系，“礼治”与“法治”、儒生与文吏的结合日趋完美。
由于士大夫的官僚身份，他们成为统治者的一份子，参与了特权的分割。这种特权的实际收益使得士大夫们和君主的利益紧密相连，他们因此成了“重农抑商”政策的真正参与制订者和推行实施者。士大夫们清醒地认识到商贸的过分发展，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商贾势力的复苏，这对他们的地位和权势有着巨大的威胁，这一点是以承担天下道义之大任的士子儒生们所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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