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沅江和澧水农垦师，很多人抨击我朝擅开边衅，不修仁德。这些家伙，只知道岁月静好，却不懂得这静好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嘴里只知道嚷嚷着以德服人，却不懂得，只有你手里有剑，别人才会坐下来跟你讲道理。”
“那些地方，多是部落村寨制，大部分苗民被头人们残酷压榨，然后又被唆使来袭扰我们拓垦团，为头人们火中取栗。真正的大仁大义，不是假惺惺的以和为贵，而是要把困苦苗民解脱出来，带给他们宋国子民的待遇，带给他们衣食无忧和富足。”
赵似愤慨地说道。
没穿越来宋国时，他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生活还停留在杂志和电视里的印象，山清水秀，唱着山歌，喝着米酒，喜迎八方来客。小日子看着过得不错。
来到宋朝后才发现，真实情况真不是这样。在当时的生产力情况下，有肥沃土地的中原百姓，尚且要忍饥挨饿，躲在山区里、九分山一分地的西南少数民族们，怎么可能还会吃得饱穿得暖？
官府盘剥？这些部落和村子就没有头人和部落首领盘剥吗？其实用解放前云南某些山区奴隶制部落的惨烈状况可以推测，此时的大宋西南地区的各村寨部落，不是什么鸡犬相闻、岁月静好的田园生活。
最可恨的是那些头人和部落首领，还“挟民自重”，动不动就威胁朝廷，索要封赏。稍不顺意就派遣苗兵扰边，烧杀抢掠。
自己身为大宋天子，神州共主，必须要把西南数百万苗民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这是自己的责任，也是自己的使命。大宋不仅有漠北、东北外患需要消除，也有西南腹地的内患需要安抚。
所以在前期，宋国主要力量用在北方，西南的策略是尽量不翻脸，利用拓垦团在当地站稳脚跟。
只要自己做得好，日子过得比邻居幸福，自然会有人投奔。当然，也会有人嫉恨前来抢掠，那就打了。
左右千牛卫，两湖和巴蜀郡兵轮番上阵打。西夏、北辽、大理三国被灭后，宋军主力获得了释放，稍微挪下身子，转个方向，西南这边就能和李越国一样，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南宁军设立。卫戍军改编，左右千牛卫被合并进左威卫，实力还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从此前的十九个团扩张到五个山地师、三个步兵师，合计二十五个团。
边军、卫军，大宋两大强军一起伺候着，西南各头人和首领的福分就此大发了。宋军也开始抢地抢人的新战略。
这些战略都是机密，赵似斟酌一下说道：“西南苗民的疾苦，朕早就听说过了。他们既是朕的子民，当要享受同样权益。此外，大宋通商兴业，劝农助牧，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到处都在缺人。偏偏西南有上百万百姓，却被一小撮人奴役，视为牛马。我大宋奉仁义为先，当救这些万民与水火之中。”
苏定波听出意思来，宋国对西南的战略不是占地。那里九分山一分地，去那里抢地，还不如花些心思去李越、占城圈占些土地回来——那里都是一年三熟的肥地。
宋国要的是西南地区的人。那里的苗民，也是炎黄苗裔，受中原文化影响上千年，至少比真腊、占城那些信奉婆罗门、小乘佛教的人要容易融合。
到现在，苏定波有些明白朝廷的西南战略。
大力扶植那些拓垦团，现在叫农垦师。让他们过上好日子，这样既能树立了榜样，又能让周围的山民苗民看着心热眼馋。
谁不想过好日子？估计农垦师里有不少军政军官，暗地不知组织了多少的宣讲队，深入各寨各乡，蛊惑人心。
在湘江农垦师，跟舒长翼战友们闲聊时，听他们提及，他们在沅江、澧水农垦师的同袍故友们，手下的部众一月比一月多。
厢军早就改编完了，早几年前就没有再增派新的人手。那一月比一月增多的部众，当然是从各山寨里跑出来的。
部众大批逃离，各寨各部的头人首领们肯定是不甘心。人都跑光了，头人首领们盘剥谁去？还怎么吃香的喝辣的？
所以这两年那边的冲突是日渐增多，原来根源在这里啊！
苏定波有些担心，西南苗民头人和首领们都不是傻子，他们中间肯定不乏睿智之人，可以看出朝廷的用意。然后在诸首领中纵横捭阖、陈述利害，联合起来掀起一场大叛乱。
正在犹豫要不要说的时候，苏定波突然想到，此前在南海郡时，察觉到南宁军有迹象，准备顺都泥江（南盘江）从云南郡善阐城直下柳州，把云南郡与郁林郡连在一起。
再联想到前些日子，《东华朝报》有报道，改编后的右威卫都督府驻巴蜀郡恭州江津城，左威卫都督府驻湖南郡鼎州武陵城。
同时，有消息显示，这一军两卫都在扩军增编。同时巴蜀、云南、郁林、湖北、湖南五郡的兵备使换上在灭夏平辽以及大理国战事中，立功有经验的宿将。同时各郡郡兵开始大整编。
这一切的迹象足以表明，官家和朝廷早就对西南可能发生一场大规模的叛乱有了应对，想必官家和中枢大佬们早就明白，许多重要的问题，最终解决的方式只能是武力。多打几次胜仗，问题自然而然地就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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