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皮书》今年9月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亮相首映，一举拿下人民选择奖第一名。
电影在多伦多一战成名，受到影评人热捧。
多伦多之后，《绿皮书》正式加入颁奖季。
此时还不是颁奖季最热的时候，但程玉安依然要为电影站台。
他今天要去录一期对话节目。
程玉安对话阿方索·卡隆。
后者导演的《罗马》也是今年颁奖季的大热门。
这期对话是奈飞组织的，会被放在奈飞的奥斯卡颁奖季特别报道里，向全球播出。
程玉安早到演播厅化妆，没几分钟阿方索·卡隆主动敲了程玉安化妆间的门进来。
“Cheng，好久不见。”阿方索·卡隆热情地和程玉安打招呼，他的墨西哥口音的英语程玉安还听得懂。
两人怎么可能不认识。
“卡索。”程玉安起身，和对方拥抱，“最近怎么样？”
“用你们中国话说就是，”这半句是英语，后面就是蹩脚的中文，“臭和吧。”
“哈哈哈。”程玉安大笑，随后也用自己仅会的几句西班牙语（墨西哥官方语言）逗得阿方索·卡隆说要教他怎么说。
这一幕全城被摄影机拍下，到时会作为片花放送。
两人寒暄了几句，阿方索·卡隆就说：“我要去准备了，待会再聊。”
“OK。”
程玉安又坐下，任化妆师给自己化妆，一边低头看节目组给的脚本。
两人都是蜚声世界的知名大导，节目组没对二人所谈话题做过多限制，但在脚本里有意制造爆点。
希望两人能在2个小时的录制时间里多谈谈美国少数族裔问题。
一个中国人，一个墨西哥人，谈这个话题肯定有爆点。
化好妆，程玉安走出门来到录制现场。
现场布置得很简单，就是一个空房间模样，两把椅子，一张圆桌，两杯白水相对而放。
阿方索·卡隆不多时也出来了，两人别好麦克风就坐，等候现场导演的开机指示。
现场导演宣布开机。
两人都直接跳过打招呼的开场白，直接攀谈起来，程玉安问：
“我们上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阿方索·卡隆回忆道：“应该是去年在戛纳，你参加中国电影之夜，我也去看了。”
程玉安笑道：“我很晚才看你的电影，应该是从《你妈妈也一样》开始，我当时觉得，shit，这故事真好。”
阿方索·卡隆对于自己的这部电影同样很得意，这部电影为他打开了国际市场，这部电影5年之后他就掏出了《人类之子》。
但阿方索·卡隆缺说：“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吗？”
“嗯？”
“我第一次见你，就觉得这小子不是拍电影的。”
程玉安哈哈直乐，他不是他第一次被人说看起来不像个导演：“很多人都说我不像导演。”
两人开始聊彼此的电影，程玉安称自己非常喜欢阿方索·卡隆的长镜头：“遮住字幕，看长镜头就知道是你拍的。”
两人又从长镜头聊开，扯到镜头语言的运用，程玉安坦言自己“不以镜头语言见长。”
“但伯格曼和黑泽明是我永远的偶像，我至今都沉醉在他们的镜头当中。”
阿方索·卡隆笑道：“没有人会不喜欢这两个大师。”
两人聊了半个小时，一直在说很专业的问题，剧组的管理，镜头语言的发展和创新，剧本创作等等。
然后就被现场导演打断了，导演要求二人往脚本给的几个主题说。
二人无法，只得收拾收拾，继续对话。
程玉安以墨西哥三杰开头，赞扬了三人的成就，然后说，华人导演在好莱坞发展得就很不好。
要的就是这个。
开了头，两人就外国电影人在好莱坞的发展聊开来。
“好莱坞表面开放包容，其实很狭隘。”程玉安率先扔出猛料，“我大概十年前做过一部叫《时间规划局》的小成本科幻电影。”
“那部电影我看过，”阿方索·卡隆道，“非常棒主题，但很可惜没有拍好。”阿方索·卡隆一听程玉安说这部电影就知道他要表达什么，用了“可惜”二字。
程玉安继续道：“我们做的初稿剧本里结局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拍摄期间遭到协会的劝阻，要求我们修改结局。”
《时间规划局》是典型的虎头蛇尾，男女主角已经发动起群众了，按照正常逻辑，男女主角就应该带领群众揭竿起义——不管成功与否，都应该试一试。
但最后两个主角竟沦为雌雄大盗，以一种弱智的逻辑试图“拯救世界”。
程玉安点破：“在好莱坞，你可以反对美国，批评资本主义，但你不能推翻资本主义。”
做电影的，多多少少有点反骨，阿方索·卡隆并不忌讳说这个，他们也喜欢通过电影聊政治，但是这个话题要说的话就会聊到新浪潮去，到时候又变成学术论坛了。
所以阿方索·卡隆没往深里说，只带了两句新浪潮，发表了自己对社会制度的看法：“问题当然存在，但社会制度的进步是缓慢的，需要批判和反抗。”
然后两人真的就电影与社会制度的问题展开讨论，把各国，尤其是美国的制度批得狗屁不通。
现场导演在场外看得嘴都咧到耳朵根了，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骂两句就骂两句呗，又不少块肉。
阿方索·卡隆主动提：“但是你被总统点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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