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临淄的繁华奢靡，洛阳的雄浑大气，虽然同为省会城市，薛郡首府鲁县就要显得狭窄窘迫许多，只勉强跻身二线。
鲁县还有一个古老的名字：曲阜，因建于丘阜之上而得名，旁边泗水环绕，城池规模有限，且带着些鲁人的小家子气。这儿没有繁荣的贸易，也无豪杰必争的地理政治意义，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文化底蕴”了。
“周礼尽在鲁矣”，这是数百年来天下公认的事，宗周早已变成了秦人与戎狄交融的地方，上首功而弃礼仪，孔孟皆不入秦。而成周则被商贾和工匠充斥，变得市侩无比，整天就想着放贷做生意，也为君子儒所不齿！
唯独曲阜，作为周公之国，作为孔子之邦，这儿成了一座儒士之城，城中那些按照周礼规规矩矩监造到了里巷天井里，每日都有大批头戴高冠，身着儒袍的儒士出没：
他们是秦始皇东巡时鼓噪着要在封禅礼上维护周礼的迂腐之士，也是挟书令下达后，被打击得最惨的一批人，大量诗书礼乐春秋被收缴，敢私藏者论罪，儒生们只能靠死记硬背，或将书简砌在墙里，逃过搜查。
而在关东失控的这两年间，儒生和乡贤们才重新控制了鲁县，甚至还有人弄来了官府的印刷器械，召集造纸刻版的工匠，利用这种新颖的技术，将诗书大批量印刷——他们敏感地意识到，此物是恢复儒家骨血的利器！
出资支持这一行业的，是城内最受尊崇的孔家，作为孔子的八世孙，孔鲋年少时求学于魏国，与魏国名士张耳、陈余有交情。当天下大乱时，他第一时间跑到魏地，投奔了张耳，甚至混到了魏国“文通君”的位置，回到曲阜后，又被彭越扶持的齐王田广拜为少傅。
眼下是四月中旬，曲阜儒生都集中在了孔家宅院里，却不为学术，而是为了近日来天下风云莫测，以及齐相彭越即将出兵助魏、楚抵御秦兵的消息……
“孔君，还是要劝诫齐相，勿要掺和此事啊。”
赵国沦丧大半，楚国连连败退，韩信进攻东郡魏国，楚魏向理论上的盟友齐国连连告急。但鲁地儒生们，多半是不希望自己被卷入战争的，他们甚至寄希望于孔鲋那西投黑夫的弟子叔孙通身上，听说他现在混得不错，而大秦摄政夏公也不同于秦始皇，愿意接纳儒生跻身朝堂……
但让人没想到的是，孔鲋却态度坚决，公然支持出兵助魏、楚。
而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竟是他对黑夫的道德评判。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胡亥虽暴虐，亦秦君也，黑夫以下犯上，弑君而乱政，此乱臣贼子也。今其僭越为摄政，号称效仿周公，实则欲为田常之事！是可忍孰不可忍？天下仁人义士，人人得而诛之！”
秦始皇帝时，孔鲋本就是铁杆的不合作者，抵制了秦始皇征召他去做博士的命令，而他对黑夫的观感，无疑是极其恶劣的，逆臣的标签，老早就贴上去了。
这下可将来请见的鲁儒和曲阜父老吓坏了，开始陈述如今秦强而六国皆弱，虽然齐国人多势众，甚至压制了胶东，但也非强秦对手啊，恐怕要重蹈昔日覆灭。
但孔鲋却有莫名的信心：“昔日，齐田常弑其君壬于舒州。吾祖孔子三见鲁侯，而请伐齐者三。鲁侯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孔子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
“如今黑夫虽凌虐天下，然关中怏怏不服者众，远到来攻，只要合齐楚魏三国志力，以项将军之强，必克之！”
他止住了还欲再劝的众人：“当年，鲁定公不敢做主，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従大夫之后也，故不敢不言。’”
“吾乃魏之文通君，与魏王有君臣之仪，我亦不敢不言，更当带着百余弟子，赶赴濮阳，为之持戈守城！而身为齐国少傅，我更要请见齐王，使齐兵援魏、楚，今齐政在相邦彭越，我当告于彭越！”
于是这场会面不欢而散，鲁儒士人们忧心忡忡地离开硕大的孔家老宅，有人不由抱怨道：“现在的齐国，也是田氏为王啊，不就是孔子当年要鲁侯伐的么？”
这孔鲋，完全没有他徒弟叔孙通的变通，更夸张的是，孔鲋这一通话，竟真说服了不少鲁儒改变想法，坚定地站在出兵派一边，誓要与黑夫这乱臣贼子斗争到底了。
也是巧了，这边孔鲋声称要去见彭越，不等他动身，彭越便率着军队，从济北抵达曲阜，还召孔鲋相见……
……
虽然孔鲋说得大义凛然，但他对面见彭越，仍是心有余悸。
孔鲋对彭越的印象，并不比对黑夫好多少。
他曾如此评价过：“黑夫大盗也，彭越，中盗也。”
在孔鲋看来，黑夫行事一如田常，而彭越，则是阳虎、盗跖一般的人物！
盗跖是与孔子同时代的巨野泽盗贼，据说他有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贪得忘亲，不顾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过之邑，大国守城，小国入保，万民苦之。
全然是一个无恶不作的盗贼，是道德楷模孔子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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