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民国时代，中国的工商业都跟官僚资本脱不了关系。
你想在中国开公司、建工厂，规模没做大以前还比较安全。可一旦成为日进斗金的大型企业，又没有官方背景保护的话，那基本上就是砧板上任人宰割的鱼肉。
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主动邀请军阀和官僚入股。包括周赫煊的内衣公司和工厂也是如此，徐家和张家这两年拉拢了几个南方官员入伙，股份虽然分得不多，但已经可以保证企业的顺利发展。
周赫煊的名气虽大，跟中央政府也有些关系。但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搪，不请当官的来镇住场子，难免有些家伙会眼红乱来。
阎锡山和冯玉祥都曾占领过天津，不可例外的入股了一些公司，比如久大精盐公司就有冯玉祥的股份。
阎、冯二人虽然下野，但他们的股份是绝对不能动的。甚至连已经去世的黎元洪等北洋老人，因为影响力太大，这类大人物的股份也不敢随便去碰。
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摸摸小猫还是可以的。
臧启芳的动作非常之快，他将矛头对准了西北军和晋绥军的失势将领。这些人以前借冯玉祥、阎锡山的名头，入股了许多天津的中小型公司，属于非常合适的目标。
张学良、常凯申已经收编，或打算收编的不能招惹，只能专搞那些部队被打残，政治上也没剩下几分影响力的家伙。包括阎锡山的一位重要幕僚，其在天津两家公司的股份都被没收。
做为读书人，臧启芳的手段并不粗暴，而是先约谈各大企业的负责人，在隐约表明自己的意图后，暗示对方主动上报“非法”股份。掌握了实际情况，臧启芳又开始挪置罪名，比如“威胁商家、强制入股”等等，宣布这些股份为不合法。
臧启芳已经尽量在降低影响了，可事情还是渐渐闹大，甚至有人直接告状告到张学良那里。
张学良打电话把臧启芳骂了一顿，让他自己想办法平息事端。
臧启芳只得又联系相关企业，让对方出钱赎买这些股份，换算成银元低价支付给官僚军阀，他自己只从中收取罚款。大部分企业对此都很乐意，花点钱把股份拿回来多好啊，反正对方已经不能做靠山了。
只收缴罚款，天津市政府就入账近20万元，臧启芳直接拨发5万元用来补助天津的中学和小学。天津教育界对此极为满意，认为新任的市长大人真心为教育，臧启芳的名声和威望也渐渐传开。
然而，事情的发展大大出乎周赫煊的预料。
臧启芳居然在天津教育系统搞党化教育，要求把“三民主义”纳入中小学必修课程。虽然这些党化内容并不多，只是略微提到而已，但已经足够令人警惕了。
张学良的家庭教师、机要秘书、亲自任命的天津市长，居然是“三民主义”的崇信者。他刚刚上任就敢这么搞，完全是不把张学良放在眼里啊，再过几年说不定整个天津市政府都要被党化。
难怪张学良“对臧启芳很不器重”，难怪历史上臧启芳只当了几个月天津市长，就被张学良调回东北管理地亩局。这家伙在抗战期间，甚至做了三青团的中央监察会监察。
十月下旬，张学良再次来到天津，见面没说几句话就问：“明诚，你怎么给臧启芳出馊主意？”
周赫煊笑道：“你任命的天津市长，我以为是你的心腹。既然臧启芳说缺钱，那我就帮他弄一笔呗。对了，他怎么在搞党化教育？”
张学良摇头叹息道：“我把他调离东北大学，就是不想他在学校里搞这套。没想到此人死性不改，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究竟什么情况？”周赫煊好奇问。
张学良详细解释一番，周赫煊终于完全搞明白。
原来臧启芳、周守一和高惜冰等人，在东北大学成立了一个“六一学会”，表面标榜学术研究，暗地里却在积极搞党化工作。
张学良对此略有耳闻，于是把奉天高官刘尚清调去接管学校。刘尚清却被撺掇着把东北大学改为学院制，臧启芳等人分别担任各大学院的院长，大肆培植学生党羽，力图让国党的势力染指东北教育界。
为了进一步控制学校，臧启芳等人还联名上书张学良，指控副校长刘凤竹侵吞校款。甚至暗地里怂恿学生闹事，东北大学这两年的某些学运活动，就是“六一学会”悄悄支持的。
张学良恼怒之下，把“六一学会”的主要负责人全部撤职。但他又是个心软念旧情的，毕竟臧启芳做过他的家庭教师，还给他当过机要秘书，脑子一热便启用臧启芳担任天津市长。
“臧启芳此人，确实才华出众，而且他也是真心为国，搞党化教育并非为一己之私，”张学良无奈苦笑道，“我把他调来天津做市长，就是让他改过自新，哪想到他居然执迷不悟。”
周赫煊问道：“现在你准备怎么处理？”
“刚刚任命的市长，总不能马上就撤换，”张学良想了想说，“这个天津市长，就让他再做一段时间吧，农历新年过后我就换人。”
有句话叫慈不掌兵，政治斗争同样如战场。
张学良明显不是一个合格的领袖，他太仁慈了。换成老蒋的话，如果手底下出现二五仔，一撸到底都是轻的，弄不好还要人道毁灭。哪还会继续委以重任，期盼着对方改过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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