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凯申最近愈发焦头烂额，中央军不仅在河南和山东接连失利，南边的形势同样岌岌可危。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已经攻入湖南，顺利占领长沙，湖南半个省都成为桂军的天下。
常凯申开始呼吁“和平”了，他不停的通电全国，号召各系军阀平息战端，就差没喊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口号。
于右任虽然跟常凯申有矛盾，也经常和汪兆铭搅在一起，但他如今居然站到中央军这边。或许是害怕中央军战败后，中国会再次四分五裂、军阀混战吧，于右任已经开始为常凯申积极奔走。
常凯申制定了一个“和平运动”，于右任负责规劝汪兆铭，希望召开国党临时全国会议，协商解决前面两届国党大会的纠纷。这是常凯申向汪兆铭做出的妥协，因为前面两届大会上，汪兆铭一系的争权行动全部失败。
汪兆铭当然不愿意，如今反蒋形势一片大好，眼看着就能逼蒋下台。
李石曾是“和平运动”的又一执行者，他负责率队说服张学良。并非请东北军入关帮忙打仗，而是请张学良当裁判，站出来调停，大家休兵罢战，一切矛盾完全可以靠政治手段解决。
你还别说，由于国党强大的宣传能力，常凯申的“和平运动”居然得到广泛认可，许多名人学者都公开呼吁各方停战。常凯申拥有中央政府的大义，又裹挟百姓思太平的民心，社会舆论完全朝着中央政府一面倒。
可惜，开战你想开就开，休战可不是你想休就休。
反蒋联军攻势越来越猛，特别是冯玉祥的西北军，完全可以用所向披靡来形容。山东、河南两地的中央军，甚至对西北军产生恐惧心理，每次得知对手是西北军，中央军从将领到士兵都畏缩不前，再这么下去估计要发展成望风而逃。
不得已之下，常凯申只能再度北上，到前线去亲自督战，希望能够提振军队士气。
冯玉祥侦察到中央军的动向，提前布下口袋阵，想要把山东的中央军精锐一锅端。幸好西北军那边有高级参谋被常凯申买通，悄悄发来密电泄露军事计划，常凯申才连忙命令部队改变进军路线。
即便如此，中央军精锐也没有完全撤出包围圈，负责掩护撤退的张治中部损失惨重。
西北军虽然打仗勇猛，但他们的主帅冯玉祥，又连续出现两次战略决策失误，致使接连溃败的中央军再度站稳脚跟——其实也不算冯玉祥犯错，而是军饷和物资跟不上。西北军太穷，阎锡山支援的钱粮军火又不够用，只得白白放弃良好的战机。
常凯申能够最终赢得中原大战，除了张学良的帮助外，最主要的还是他比冯玉祥有钱。如果西北军粮饷、军火足够的话，常凯申根本撑不到奉军入关，早就被逼得下野了。
阎锡山这个家伙太抠，根本不是做大事的料。他身为反蒋联军盟主，在筹足粮饷后，对自己的部队非常优厚，不仅按月发饷，补给充足，而且还给士兵配发罐头食品。
而冯玉祥的西北军呢，别说罐头，连咸菜都吃不到。
西北军和晋军经常一同作战，西北军将士每次看到晋军扔掉的空罐头，就大骂阎锡山不仗义。
自古以来，军阀会盟最致命的弱点就在于此，敌人不在外，而在内。
由于冯玉祥的西北军表现出的战力太过恐怖，不仅让中央军闻风丧胆，也让阎锡山对冯玉祥产生了忌惮心理。阎锡山好几次故意拖冯玉祥的后腿，每每在关键时候，找各种理由断掉西北军的后勤补给。
三国时期十八路诸侯讨董，袁绍也是这么干的，孙坚打得太猛，袁绍默许袁术断孙坚的粮草。
中原大战期间，常凯申是董卓，阎锡山是袁绍，冯玉祥就是真正在打仗的孙坚和曹操。
冯玉祥原本没有多想，但渐渐也感觉不对劲，他曾对身边的人说：“阎百川（阎锡山）这个葫芦里，不知究竟装的是什么药。”
冯玉祥也是苦啊，他在前线卖命，阎锡山却在后面捅刀子，搞得好像常凯申和阎锡山联手对付他一样。
阎锡山的种种做法，让西北军将领怨声载道，打着打着，大家都不想再打了，而是建议冯玉祥“联蒋反阎”。
于是中原战事出现诡异的局面，中央军被西北军打得落花流水，西北军却想要投靠中央军。西北军和中央军都损失惨重，阎锡山的晋军一直在保存实力，似乎想坐收渔翁之利。
即便有常凯申亲自督战，中央军依旧士气不振。而打了无数胜仗的西北军，情况比中央军还糟糕，军心已经快要崩溃了，完全靠冯玉祥的个人威望在撑着。
打的好一场烂仗。
阎锡山算计太多，把国事、战事当成一笔生意来做，还想玩什么驱狼吞虎的把戏。但他聪明反被聪明误，已经把自己给算计进去，西北军将领被常凯申收买是早晚的事。
即便张学良不率奉军入关帮忙，常凯申也很有可能打赢中原大战。最多再拖个半年，常凯申就能买通西北军将领，逼迫冯玉祥下野，然后中央军、西北军联手反攻晋军。
只不过，时间拖的越久，各方死伤就越惨重，对国家民族伤害更大。
张学良入关虽然是为自己考虑，但客观来说，此举加速了中原大战的结束，为中国保留了最后一丝元气，他对国家是有大功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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