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自己的亲人复仇，不仅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行为，更是一种符合本氏族集体利益的选择。
《礼记·曲礼》中说：“父之仇弗与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交游之仇不同国。”正所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春秋公羊传》大义凛然地说：不复仇，非子也。
《礼记·檀弓》里记载，子夏问孔子如何对待杀害父母的仇人，孔子回答说，睡草垫，枕盾牌，不共处同一天地，若在集市或朝堂上遇到，即使没带武器，也要赤手空拳杀了他。
孔子的思想的核心是“仁”，在国家层面，他始终首推以“礼”治国。
“礼”，是维系社会的一整套秩序，其基础，正是君臣、父子纲常。
当孝悌伦理成为国家道德的基石，血亲复仇自然也会成为儒家行为规范中合理的一环。
周王朝设有一个叫“朝士”的机构，专门为意图复仇的人登记备案。如果自己的父兄为别人所杀，可以到此处登记仇人的姓名，以后如果杀死了仇人，就不会受到刑罚。
春秋末期著名的伍子胥，为向楚平王讨还父兄被杀的血仇，不惜投奔敌国，最后带领军队踏平故都，将昔日的仇人和君主楚平王掘坟鞭尸，这算是将血亲复仇推向极致。
伍子胥的行为，历来很少有人责骂，甚至不乏欣赏赞誉。他玛法，作为一个皇帝，都说伍子胥是英雄。
弘星继续查资料。
战国后期，由于私斗的风气愈演愈烈，血亲复仇的人很难遵守适当性的原则，往往滥杀无辜，危害到社会稳定，大部分诸侯国开始禁止这种行为。
进入两汉，儒家思想独尊天下，忠孝观念更加深入人心，伦理治国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朝廷一下子陷入两难的境地。
一边是国家安稳，一边是血亲复仇的道德性和正义性，每个人观点不一，法令几乎是天天更改。
法令允许复仇的时候，董仲舒的六世孙董黯，杀死欺辱自己母亲的仇人，到官衙投案自首。当时的汉和帝不但没有惩罚他，还下令表彰，甚至因他而命名一个县——慈溪。
法令不允许复仇的时候，肃州女子赵娥的父亲被李寿杀死，赵娥找到李，奋力挥刀杀死李寿，自己认罪伏法。地方官不忍惩罚赵娥，放她逃走……
赵娥被当地百姓立碑表彰，她的事迹也经常被后人书写和传颂。
这是道德和律法开始对立的著名案件。血亲复仇在汉朝末期处于一种“严令禁止但基本不执行”的处境，在弘星看来，也是部落和氏族逐渐被“国家”取代的过程。
血缘关系的亲族之间互相扶持，不再是个人赖以生存的基础，道德开始随之变化，国家法律开始强硬。
到了唐朝，国家有了更大的凝聚力，取代部落。唐武周时期，下邽人徐元庆，其父徐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徐元庆手刃赵某，束身归罪。
武则天召集大臣们商议——杀了徐元庆以正法典，同时也表彰他的孝行。
看似兼顾法理和人情，似乎一举解决这个两难问题，但其实就是一种无奈的妥协。
所以后来的柳宗元在《驳复仇议》中说，要么合法，要么合乎道德。如果律法要取代道德，国家要取代氏族血缘成为第一单位，就需要公正的司法系统，所有杀人者都受到公正及时的惩罚。
但是，知道归知道，谁都知道所谓真正的“公正司法系统”，几乎是痴人说梦，跟那梦想中的桃花源一样。
弘星趴在床上“唉声叹气”：“这也是弘星纠结的地方，在一个案件当中，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只有合法与不合法两种情况，处罚也只有罪或无罪两种结果。
绝无某种行为既是高尚合理的，同时又要接受惩罚的矛盾结论。”
小系统：“柳宗元认为，当法治不健全的时候，就不要去说血亲复仇不合法。但是生产力在进步，国家一步步取代家族和部落，这是必须。”
“弘星知道，柳宗元只是一个文人，不是政治家。”
弘星午休起来，和他玛法一起用晚膳，一边吃饭一边琢磨，一边散步一边琢磨。
皇上好奇：“弘星在想什么？”
弘星还没回神儿：“玛法，弘星在思考……现在国家的概念完全成熟，法律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礼’的地位也更加弱化，对于血亲复仇，朝廷也有了详尽的法律限制……”
皇上一愣，随即哈哈哈笑：“思考的不错。现在人已经习惯了，有了仇恨先报官，国家、家族、个人——这很好。
《大清律例》规定：如果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不告官，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少迟即以擅杀论。
如果凶手已经被国法惩处，则禁止私人复仇的行为。
情、理、法，在律法之外，如果律法解决不了，道德的血亲复仇再开始，最后论罪，以轻来论……”
皇上摇头：“人的仇恨之心起来，往往眼睛和心都蒙蔽了。《大清律例》另有规定，复仇者只允许是被害人子孙；被复仇者只允许是凶手本人，不能累及家属……”
弘星安静地听着，似有所悟。
小系统总结：“这是一个以伦理治国的国家，在法律上给予血亲复仇的行为加诸的最大限制。这是好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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